违法所得不妨分类计算

2006/12/15 9:16:59作者：胡曹杰　摘自：安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　编辑：白海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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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违法所得如何计算？这一问题在我们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可谓众说纷纭;《中国医药报》也曾于2003年11月29日组织专版进行讨论，但仍莫衷一是;有权部门对此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。笔者认为，根据案件性质，不防分类区别计算。 
     在以前的讨论中，也有人提出类似观点：对故意生产、销售假劣药品的，以全部销售金额为违法所得，给予没收；对无过错销售、使用假劣药品的，可以只没收差价部分。这是以主观是否有过错为标准进行的划分：对主观上为故意的，违法所得的计算应包括成本和利润；主观上无过错的，违法所得只指利润，不计算成本。对于这种观点，笔者虽赞同其区分对待，但对其具体分类却不敢苟同。因为在其分类中，两种情况均指假劣药品案件。可是，在药品类案件中，除了假劣药品案件外，还有非法渠道购进等非药品质量案件。这种观点并没有解决后者的违法所得计算问题。再说，行政处罚案件的成立并不以相对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要件；主观是否有过错，我们只能在自由裁量时将其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，计算违法所得时无需区分对待。所以其分类并不科学。 
     基于以上认识，笔者以是否与药品内在质量有关为标准，把药品案件分为两类：假劣药品案件和非药品质量案件。与之相对应，前者违法所得的计算，应包括成本和利润；后者则只包括利润，不包括成本。当出现法条竞合情形，如非法渠道购进假劣药品等，违法所得应当按照第一种方法计算，并从重处罚。笔者认为这样更合理。具体理由如下： 
     一、药品质量高低，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安全。以质量为标准分类计算，可以促使整个社会更加注重药品质量。药品生产企业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也会更加注重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进行生产、经营和使用，从而尽力避免因为质量而付出惨重代价。这样，“齐二药”、“欣弗事件”等这些让人心有余悸的悲剧才能真正地成为历史。 
     二、符合合理性原则，有利于和谐执法。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。在重视药品质量的社会氛围中，对涉及药品质量的案件实行相对重罚，行政相对人也容易接受。对稽查人员而言，也可以有效地实现“重质量罚”，“轻行为罚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行政执法变得合情合理，从而彻底实现和谐稽查，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。 
     三、药品是特殊商品，对药品类案件违法所得的计算我们也不防特殊对待。在以前的讨论中，有人主张比照国家工商局、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、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或解释，计算违法所得应当扣除成本；有人认为区别计算违法所得，会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性，造成执法的混乱和不公。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可取。工商、质监、法院系统与我们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基本是平行关系，对其宝贵经验我们当然应该吸取，但也不能样样奉若至宝。因为各行有各行的规律，我们不可千篇一律，生般更套；对于第二种观点，笔者认为是杞人忧天。按照其逻辑，那国家只要一般法就可以了，还要许许多多的特别法做什么呢？这种担心,实质上是对国家法制统一性的曲解。 
     总之，在我们食品药品监管系统，对于违法所得的计算，如果将其统一规定为成本加利润，则不利于和谐执法，尤其对“行为罚”更是不公；如果仅指利润，不包括成本，那又不足以震慑造假制劣分子，达不到从严监管，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目的。所以，计算违法所得，根据案件性质，区别对待，笔者认为更加切合实际，不失为上策。当然，违法所得的计算，在法律上仍然是一个盲区。我们提出的观点，也只是所谓的“学术见解”。笔者建议有权机关尽快作出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界定，以避免争议，实现执法统一。 
     
      

本文关键词：违法所得,分类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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